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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世上存在四处打探他人隐私并将之当作八卦的卑鄙之人，而所谓“文春炮”便是其中之一。

在2月22日发行的《周刊文春》中登载了“单身教的教祖，上野千鹤子已经结婚”的文章，爆料了2年前去世的历史学家，色川大吉和上野是夫妻关系。文春不仅在没有向我进行过任何事实确认的情况下发表了文章（对方没有预约就找上门来取材，我当然拒绝了)，文中甚至还有错误的部分，为了捍卫我自己，我不得不如此进行说明，这实在令人不快至极。

第一，我从来就不是所谓“单身教的教祖”之类的存在，也从未组建、发展过所谓的“单身教”，这是一个嘲讽性质的词。

第二，原本“入籍”这个词就是错的，正确的表述应该是“提交了结婚申请书”。不过既然都调查到了这一步，日期也该写上才对吧？我和色川先生的婚姻申请书于2021年9月6日在当地机关提出，而色川先生的死亡证明申请于次日9月7日提交。婚姻申请书提交后的凌晨三点，色川先生死亡。从提出婚姻申请开始，实质只有15小时的婚姻关系。

色川先生于96岁身故，在他八岳南麓的家里照顾他到最后的人确实是我。因为摔断大腿骨，色川先生已经不得不靠轮椅生活了三年。这期间还迎来了新冠。我从东京迁往自己山中的家“避难”，工作也基本转为线上。我工作的地方和色川先生的家属同一地界，我利用介护保险，成为了色川先生全面介护工作的关键人物。那期间，我一直在东京和八岳之间往返，但后来因为新冠，往返变得困难（应该指多次的紧急宣言)，也就以此为契机，幸运地成为了可以在第一现场“介护”的人。

色川先生大我23岁，会在我之前去世也是意料之中。他离开他八王子市的家已经20多年，妻子也已经去世，只有自己独自生活，和儿子也是很少有机会相见的关系。色川先生需要介护，以及由我处理介护，色川的家人也都知情。

随着介护的长期化，衰亡也成了肉眼可见的过程。我和色川先生多次谈到他死后的事情，我（注：在法律上）完全是他关系外的人，连死亡证明申请书也没办法提交，到了紧要关头，入院或手术的同意书也没办法签字。也彻底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手续都以家族优先的事实。介护期间，色川先生的资产也是由我打理，预存金需要解约，在把银行账户挨着归总到一个账号时，银行工作人员问我“你们是什么关系？”，我回答说是“友人”，对方表示无法办理，直接打电话向色川先生进行了确认。还有更多数不清的麻烦事，因此想了很多，最终决定将计就计利用日本这种以家族主义为中心的法律。有两个办法，要么是成为养子关系，要么成为婚姻关系。

成为养子的话，我在法律上就只能改姓色川。因为日本的养子缘组制度是为了家族的存续才存在的，哪怕对方只大你一天，年长的一方也是父母的一方（注：因此必须改姓）。而如果是婚姻关系，夫妻双方的姓必须统一为一个（注：日本的婚后夫妇同姓制度，但几乎没有冠妻姓的)。而我在色川死后还有长久的人生，为了让我之后不会面临不利，色川先生同意改姓为上野。是我改姓，还是色川先生改姓，在我还艰难选择时，色川先生已经先行签了两封文件（根据文春向“对继承问题很详细的律师”的取材内容，有几种情况是可以死后恢复原姓的，但我当时并不知晓)。在亲密的友人的见证下，2封色川先生已经签好的文件 (注：应该是指婚姻申请和改姓申请)就那样原封不动地放在我身边，而我依然在迷茫。

2021年夏天，色川先生已经无法吞咽固态食物，也连续五天没办法喝水了。黄疸进一步加重，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死兆。真的差点死掉。趁定期巡回来访的介护士来家时，我连忙驱车前往市役所，提交了结婚申请书。色川大吉也更名为上野大吉了。看到这个名字写在死亡证明申请书上，我感到一阵怃然。如果导入了“夫妻别姓制度”，事情也不至于发展成这样吧。我这一边因为没有改姓而避免了一切不利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不改姓的一方确实难以理解改姓一方的不便和辛苦。而且，日本的法律如果不是家族主义的话，也不至于此。

真的从八岳南麓介护工作者们得到了很多照顾，色川先生似乎是这家公司的第一位顾客。色川先生是他们定期巡回短时间访问介护的对象，每天早中晚三次，无论风晴雨雪。如果没有他们，想必我是没办法维持在家介护工作的。也极大地体会到了介护保险的好处。清里也有提供访问诊疗的医院，那里的医生成了色川先生的主治医生。包括还接受了上门复健服务。大腿骨折的时候，色川先生拒绝了入院手术治疗，而选择在家修养。医生多次确认色川先生是否希望在家迎来最终时刻，色川先生也对此做出肯定的答复。明明没有做手术，但色川先生的恢复能力却是惊人的，能靠轮椅自己移动，也能自己上厕所。

色川先生的故乡有人来看望他，他把我介绍为：“这个人是介护的专家…”要这么说也没有错，不知道内情的人可能也会以为我是介护士。色川先生不仅头脑清晰，还具有相当的幽默感，“上野啊，现在是你实践理论的最中心处啊。”

色川先生向其他人介绍我时，最让我开心的一种是：这是我的亲友。山里的家附近的邻居大多是从城市移居过来的，因此维持着一种适当的距离感和成年人之间的关系。虽然也知道这是上野，那是色川，但“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”这种问题一次也没有问过。

也受到访问介护士的诸多帮助。定期巡回介护有个选项是随时呼叫。拿着看护士资格证做着访问介护的N女士一直告诉我说有任何困难随时可以找她。只有一次，色川先生临终前的某个深夜，我因为色川先生的呻吟而醒过来，通宵守在他身边。因为自己无法为色川先生做任何事情而深感无力，捂着脸一直痛哭。就这样下去的话自己没办法支撑，谁能来帮帮我，这样想着，在深夜拨通了N的电话。她对我说：“上野，你按照自己写过的那样为色川先生介护了呢。”如释重负。

色川先生去世以后，多家媒体来找我写稿子或是取材，我全部拒绝了，因为还无法整理好悲伤的心情，也不想贩卖自己的隐私。

半年后，仰慕色川先生的人们召开了追悼会，在他们的邀请下，我无法回绝，写了一篇小短文，以《谢谢你，色川先生》为题，收录在《追悼民众史的狼烟，色川大吉》一书中。就是读到那篇文章，记者们才嗅着味道找过来的吧。本来也没打算隐藏，只是一开始就没有一定要公开的理由。知道的人都知道。我那些体面的朋友们也断不是贩卖友人隐私的卑鄙小人。如果有第三方散布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故事，还不如由当事人的我来亲自讲述，这也是我写这篇稿子的原因。